第一课  诚信为本，急公好义

    当今社会，商业文化的灵魂越来越多地被利益颠覆，诚信的缺失使我们不得不呼唤诚信。“诚信”在乔致庸身上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是诚信的领跑者。这种“诚信”并不是简单传统意义上的对于“义”的推崇，不是那种道德楷模式的重义轻利，而是一种商业社会必需的运作基础和游戏规则。它并不是儒家伦理修养的结果，而是现实的选择、规则的要求。从乔致庸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诚信的火种仍然没有熄灭，我们期待着诚信的归来。

    一、做生意先做人：摆正义、信、利关系 

    二、诚信行天下：打出“诚信”的牌匾 

    三、一诺重千金：毅然承接小额远途汇单

    四、诚信决定经商：严肃查处“兑油”事件 
 
    五、诚信，成就一生伟业：乔致庸一生诚信经商思想 

    一、做生意先做人：摆正义、信、利关系

    咸丰初年，山西祁县乔家堡乔家大东家乔致广生意失败，病重去世。乔致广当家时，为了在包头与达盛昌邱家争做高粱“霸盘”（垄断），乔家已经耗尽了钱财。乔致广去世后，股东、商家纷纷上门讨要股银和货款。乔家二少爷乔致庸被迫接管家事成为乔家新任大东家。随后，在经验老道的知己孙茂才和蕙质兰心的妻子陆玉菡的帮助下，乔致庸先稳定了危机局面，通过一系列策略解决了危机，战胜了竞争对手达盛昌商行。当达盛昌东家邱天峻自以为大势已去时，乔致庸却暂时将家仇放置一边，主动上门言和，解决了达盛昌现银周转之困。乔致庸说：“商人之间尔虞我诈不该是天经地义的事，乔致庸可以不报家仇，但不能不在包头商界重建诚信第一的秩序，不然，我才是真正对不起死去的大哥，对不起那些因为我走进商界而被辜负的人！”乔致庸和邱天峻商定，自此两家永世不做霸盘。由于乔致庸的宽容大度，乔家与达盛昌化干戈为玉帛，邱天峻不得不心服口服。

    乔家主张同行互助互帮，宽以待人；主张言而有信，不做假，不坑客，不欺“相与”，不亏伙计。这在乔致庸摆脱包头困境，远赴江南贩茶等事件中得以充分体现。而且乔致庸更心怀民众，他提出要“汇通天下”，既有个人获利的目的，更有让遍及各地商家和朝廷方便汇兑的“大追求”。当乔致庸见到外乡讨饭的穷人时，不惜倾其全部积蓄搭建粥棚，让数万饥饿的百姓渡过难关。过年过节时，乔家不忘给左邻右舍送年货，济贫弱。正是装着“为天下民众做事”的大事业，汇通天下，货通天下，最终得以实现。商人的爱国富民，是升华了的高尚精神。国无安宁，怎可兴商；商道不兴，何以富民！昔日商家尚且明此大理，实为今日之鉴。

    中国有句古话说，商道即人道。在乔致庸看来，做生意首先要做的是人的生意。虽然身为旧时代的商人，他的身上却有着许多现代经营意识，他把经商之道排列为讲义、守信、取利。

    这样的意识对于现在许多以追逐利益为至高准则的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警示。如果在企业的发展成长过程中过分追求利益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塑造，只会得不偿失。而那些将义、信、利完美结合的企业，无不在最后获得了更加丰厚的回报。

    美菱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制定了一个“经营八不准”，倡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自我禁绝一切无德经营和不正当竞争。现在看来，在美菱的功劳簿上，应当给这“经营八不准”重重地记上一笔。因为实践证明，它不仅为美菱公司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信誉和口碑，而且堵恶疏良，引导员工把工夫用在加强管理、创新技术、提高质量、改善服务上，使企业和产品受益无穷。

    美菱公司的经验昭示了一个道理，即“先做人后做生意”。

    做生意先做人和做事先做人的道理一样。做人首先要注重的就是道德与品格。在经商过程中商德是决定一个生意人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一个没有人格魅力的商人和企业家，是不可能受到别人的尊敬的，当然获得生意上的成功也就难上加难了。做人和做生意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首先，做人与做生意是绝对统一的关系，不分先后。我们说“先做人后做生意”，并不是要求先把人做好后再来做生意，而是强调在做生意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讲人格、讲道德、讲精神。买卖公平、文明竞争、守法经营、勤劳致富等，都是先做人后做生意的基本要求。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已经积累起不少良好的商业道德，晋商的“义”，徽商的“勤”就是其中的代表，当为我们后来生意人引为典范。

    其次，把做人和做生意对立起来，注定要失败。不管是先做生意后做人，还是只做生意不做人，都是不可取的。商人如果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那么可以肯定的说，这种生意是做不长久的。无数的事例告诉我们，经营企业好比做人，只有自身具备良好的素质，才有可能赢得外部的斗争。反之，就不可能得到他人真正的尊重，更谈不上获得多大的成功。

    最后，做人和做生意都需要摆正对“义、信、利”的态度。乔家作为晋商的代表，他们的经商祖训是“义、信、利”。诚信是兴商之本。乔致庸把利益放在第三位，而放在第一、二位的是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乔家主张同行互助互帮，宽以待人；主张言而有信，不做假，不坑客，不欺“相与”，不亏伙计。这在乔致庸摆脱包头困境，远赴江南贩茶等事件中得以充分体现。而且乔致庸更心怀民众，他提出要“汇通天下”，既有个人获利的目的，更有让遍及各地商家和朝廷方便汇兑的“大追求”。当乔致庸见到外乡讨饭的穷人时，不惜倾其全部积蓄搭建粥棚，让数万饥饿的百姓渡过难关。过年过节时，乔家不忘给左邻右舍送年货，济贫弱。正是装着“为天下民众做事”的大事业，汇通天下，货通天下，最终得以实现。商人的爱国富民，是升华了的高尚精神。国无安宁，怎可兴商；商道不兴，何以富民！昔日商家尚且明此大理，实为今日之鉴。

    要做到像乔致庸那样经商，就是要正确理解“义、信、利”的关系。

    1．商业道德先行，是做生意的基本出发点

    “义”就是所谓商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以商业道德务必先行。商场上的恶性竞争虽然是少数商家的把戏，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商业环境中一些企业经营者为追逐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发展；为了追逐利益而忽视了对信义的把持；为了追求利益而忽视了自己应当负起的社会责任。对于这些企业，即使能够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成功和发展，在时间的检验中也一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贝瑞特曾经阐述过这样一种观念：企业公民。所谓的企业公民，是指企业在其成长发展的过程中与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企业的一举一动都与社会息息相关。因此，企业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也应当为社会的发展尽到自己的责任。而这种责任不是外界或社会强加的，而是企业作为“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这个观念应该引起中国企业家的关注。

    2．信誉第一，是商业经营的基本保障

    信誉意味着诚信和名誉，一个是要恪守的诺言，一个是要维护的形象。从经济学角度讲，信誉属无形资产；从伦理学角度讲，信誉则属于道德资产。信誉是一种灵魂，是特殊的无形资产，是企业竞争的核心武器，具有凝聚人心的魅力。信誉看不到，摸不着，它是依存于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在商品交换中的一种信任关系，并每时每刻地影响着人和企业的行为。“信誉是企业的生命”，这是精明的企业家所信奉的经营法宝，是商业经营的基本保障。对有头脑的成功企业家来说，信誉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靠信誉成功，靠信誉成名的企业家不在少数，因为他们懂得只有善于信誉管理，信誉财产价值才会与日俱增，而且还会创造出潜在价值。企业只有加倍维护产品的信誉，才能赢得消费者好评，取信于民，并由此享受到信誉所带来的无形资产的回报。

    3．商业利益，是经营行为的核心

    利益是衡量企业经营能力的重要标准。如果一个企业总是处于没有利润的情况下，那就是经营者的失败。不仅没有为自己企业的员工谋得福利，而且也没有承担起一个企业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这也是失败。一个为企业商业利益负责任的人和一个为企业的根本利益负责任的人才是企业家。企业家首先要解决的是为本企业员工的生存发展提供机会和平台，其次才有力对社会范围内更大的群体提供服务。如果没有商业利益作为支撑，商业企业将被淘汰，反而给社会造成负担。所以说，商业利益是企业经营行为的核心，但并不是企业的终极目标。

    一部乔家的发迹兴衰史，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晋商的核心思想。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即“重义轻利，以义制利”。乔致庸曾多次告诫身边人：经商处事最重要的是“义、信、利”。重要的并非是商人最看中的“利”，而是“义”和“信”。如果没有前两个因素，“利”即使有，也不会长久。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晋商的一个共有特点，就是精明能干有学问的人大都走经商理财之路。在儒家义利思想影响下，山西商人身入财利之场而不污，守信耐劳，淳厚信义，被誉为“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他们在经营活动中不仅“重廉耻而不失体面”，并且将其演变成经营处事的准则。他们以做“善贾”、“良贾”为荣，并将严守信誉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晋商既珍惜自身信誉，必然重视自身职责，在经营上一丝不苟，受一事诺一言，终身不渝，因此立足社会，形成长期在商业中的稳定地位。这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讲诚信，守信用，让客户满意，使消费者放心”是一脉相承的。这应该是晋商称雄的核心和根本。

    像乔家这样的中国近代优秀的民族企业的成功之路值得借鉴，他坚持义、信、利的思想也应该成为企业奉行的准则。悠久而富有朝气的民族文化和新的商业世界的交融，催生了新兴的中国就管理思维，商业伦理是这其中最根本的一环。中国式管理思维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国古代典籍思想在现代商业社会的重新解读，也绝非西方管理的照搬，当然，它也绝不是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对立面。归根结底，中国式管理一定是来自中国实践，来自中国人最根本的价值观，而且它应该是动态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和管理理念。有些中国传统道德看似古板、生硬、保守，但是在今天，恰恰成为商业社会最需要继承和落实到位的商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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