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客、客户、公民和子民是我们所有人在社会中佩戴的4顶帽子。
西方社会往往会混淆商业与政府间的整体关系,我们最好澄清这个问题。
平衡的胜利
资本主义根本就不曾胜利过,胜利的是平衡。在西方,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平衡的社会里,我们有强大的私营部门、强大的公共部门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其他强大部门。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这些平衡被打破了,国家控制了相当大的组织活动。
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胜利的论调正在使西方社会失去平衡,特别是英国和美国。这种失衡导致对私人所有权而不是国家所有权的大力扶持。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他喜欢拿“自由企业”(他的叫法)与“破坏性的”社会主义作比较。他认为,独立于创建它的人之外的机构是自由的这个观念本身就是民主社会一个破坏性的观念。当企业真正自由的时候,人们也就失去了自由。
事实上,不同的组织以及它们在研究、教育和卫生保健等领域所做的不同贡献在社会中都有一席之地。私有企业的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力量为我们提供各种商品与服务,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们出版的书就是上述商品的一种。但他们的研究是商品吗?或者住在那些教授办公室附近的穷人所接受的卫生保健也是商品吗?
超越公有与私有 但我相信那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如同任何地方一样,这里也是两极相通的,两个端点往往最相似。比如,从结构的角度来看,私有和国有组织都紧密且直接地由等级制度(一个来自所有者,另一个来自国家权力机构)控制着。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把那个一字线折叠起来,那个看起来像直线的东西实际上更适合用一个马蹄型曲线来表示。
如代表这四种形式的所有权关系的马蹄型曲线所示,实现国家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间的跳跃比转换到非所有权或合作所有权更轻松。那可能就是我们把如此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国有化对私有化上面的原因。跳跃是如此简单:只需买下另一方,更换董事会成员,然后继续经营。内部控制系统保持不变,不被触及。在今天俄罗斯的许多部门中,这种跳跃已经过于简单,国家控制似乎已经让位给私有部门同样具有毁灭性的控制。现在正在某些东欧国家中成功进行着的另一个更可靠但更慢更困难的实现平衡的办法是,围绕整个马蹄型曲线,更广泛地利用所有这四种形式的所有权关系。
遗憾的是,在西方,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些。因为资本主义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胜利了,私有部门已经代表“好”,公共部门代表“坏”,而合作所有和非所有部门是不切实际的。很多专家表示,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变得更商业。这是我所不敢苟同的。如果我们要正确地管理好政府,那就必须首先学好如何管理。
顾客、客户、公民和子民
所以,如果我有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那么我也有作为一个子民(Subject)的义务。英国人保持着作为皇家子民的官方地位,如霍布斯所说,人们放弃他们“讨厌的、粗野的和短暂的”一生中的部分自治权,以换取国家对他们的保护。但不管是不是英国人,我们都以某种形式作为我们政府的子民——当我们纳税、允许自己被征召入伍或为了集体秩序遵守政府法规的时侯。 “顾客”、“客户”、“公民”和“子民”是我们所有人在社会中佩戴的4顶帽子。作为顾客和公民,我们享受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互惠、对等交换的关系。作为政府的顾客,我们接受政府的直接服务,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作为它的公民,我们更间接地从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中受益。但在政府的客户导向活动和公民导向活动间存在一个主要区别:发生的频率。仔细回顾一下公共部门的活动,比如翻阅一下政府的电话簿,你会发现,适合纯粹的顾客类别的电话号码相对少些(有些号码确实属于这一类别,不过很不幸,尽是诸如彩票之类的)。我们真地希望政府像上面说的那个牙膏公司那样兜售产品吗?当前政府的毛病难道不是源于它过于商业化,而非不够商业化吗?相反,在公民类别下,你会发现大量以公共基础设施形式存在的活动,如社会基础设施(博物馆)、物理的(道路和港口)、经济的(货币政策)、调解的(民事法庭)、海外的(使馆)以及政府自己的支持基础设施(选举机制)。 作为子民和客户,我们与政府的关系更倾向于一边倒。用约翰。肯尼迪的话来说,我们作为子民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以尊重国家控制的形式为我们的政府做事。相反,作为接受专业服务的客户,我们的问题是国家给我们提供什么。政府电话簿展现了子民类别下的各种活动——政策、军事、管理机构和监狱。但更令人吃惊的是政府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公共基金提供的专业服务的普及:如一些国家的全部卫生保健和另一些国家的大部分卫生保健、教育以及别的服务,如气象服务。 当然,不是所有的政府活动都恰巧适合这4个类别中的一个。比如,我们的国家公园提供顾客服务(给一般旅游者)和专业客户服务(给被困在山上的旅游者)。公园也是我们作为公民享有的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而这个事实要求我们作为子民要维护公园的环境。再举另一个例子。监狱里的居住者(罪犯)是最明显的子民,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公民身份,拥有某些权利。而且,如果我们相信再教育能使之重获新生,他们也是客户。因此我介绍这4种类别,更多地是为了说清问题而不是为了分类,是为了促进我们正确地评价各种政府目的。 请允许我把顾客、公民、客户和子民的角色与我们之前的讨论联系起来。私有组织有效地为顾客提供各种服务,尽管合作所有的组织(如相互保险公司)通常也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直接的顾客服务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属于国家所有的范畴。当涉及公民和子民活动时,我们应该相当审慎地不远离国家所有的模式。 客户关系或许更复杂。有一点还不是很清楚,即那些被广泛接受为公共范畴的专业服务(比如某些最低水平的教育和卫生保健),当它们由政府直接提供时是否有效率,更不用说由私人商业提供了。它们二者都不能独立满足专业服务的各种有细微区别的要求。非所有组织或者某些情况下的合作所有的组织,可能会更好地为我们提供服务,虽然要以公共基金来确保某些分配上的公平。顺便提一下,依赖合作所有组织来提供专业服务并非罕见,甚至如会计和咨询这么明显的商业专业服务,通常也是通过合作组织来提供的(即职业合伙人关系)。
离开贡献精神,组织就如没有灵魂的人,骨骼和血肉也许能够完成新陈代谢的功能,但却没有生命力可言。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平衡的社会需要各种制度形式的所有权关系和控制,政府在公共部门的角色十分复杂。那么应该如何管理政府活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看管理本身。 管理的神话
管理政府的模式
目前所有这些模式都在运行着,并没有最好的模式。如果没有健康的机器模式,税收将是一场灾难,就像如果没有网络模式,外交政策将是一场灾难一样。而如果没有重要的行为控制,没有哪个政府能够有效运转。换句话说,政府是个庞大的多层次系统,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复杂多样。 不过,有的模式可能要好一些,有的则差一些。我个人认为,我们迫切需要向行为模式转移。日本人已经很清楚人的贡献精神的重要性。西方商业界应该牢记这一点,贡献精神对政府非常重要。离开这种精神,组织就如没有灵魂的人,骨骼和血肉也许能够完成新陈代谢的功能,但却没有生命力可言。 我相信,这个结论特别适用于客户导向的专业服务,如卫生保健和教育。我们需要将专业人员从政府官僚的直接控制和市场竞争的狭小压力中解放出来。这就是非所有制和一些合作所有制在这些领域运转良好的原因。 政府与商业的平衡
今天,支持公共服务私有化的呼声十分高涨,其中一些思考可能是有用的,但大部分是愚蠢的。既然大家这么热衷于监督那些不属于政府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同等热情去思考那些不属于商业的东西呢?以报纸为例。有哪个民主社会有胆量让私有部门经营所有的报纸?如果报纸被少数能施加巨大政治影响的人所控制怎么办?虽然一些颇有声望的报纸应用了其他模式的所有权关系,比如英国无所有权的《卫报》和法国《世界报》采用合作所有权的方式,双方共同拥有记者、读者以及某些机构。不要忘记,民主的目的是自由的人民,而不是自由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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