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海尔竞购美泰等案例的集中爆发让人惊呼：中国企业真的要进入“海外并购”时代了；但是，也有人说今年的跨国并购案例比去年还少。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巍（万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我曾经提出2001年是“中国并购元年”，那是基于并购终于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流手段了。但要真正进入海外并购时代还有距离。目前中国国内的并购市场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更不用说到国外去并购了。
这一系列案例之所以引起很大的震动，主要是基于他们的戏剧性。并购本身是纯商业性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解构了世界经济秩序，造成了种种的“不对称”，变成了“有看头”的事件。外国企业已经习惯了上游、控制者、整合者的角色，但是今天突然变成了被收购方，在心理上很难一下子适应。我国的企业也不适应，通过并购登堂入室以后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合作，自我形象也很难恰当地表达。
陈荣祥（毕博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我强烈的感觉也是不对称。步子迈得太快了，不是先是一个小动作再到一个大动作，而是一上来就是大动作。而现实则是，我们自己的规模、实力、管理能力、对文化的理解还远远不够，我们应不应该付这么多的学费。
当然。我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总趋势是乐观的。
经济观察报：这种不对称对我们而言实际上是一种陷阱。我们自身有没有可能改变这种不对称？
王巍：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国企，他们在这种事件中的表现方式是不是完全企业方式非常重要。以前日本企业并购美国企业遭到抵触，但是日本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我们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引起更大的制度文化上的抵触在所难免，问题就在于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企业领导人在并购过程中还表现出了引起广泛非议的非专业性——他们习惯地把并购外企当作为实现国家的战略，而不是纯粹生意本身。
陈荣祥：最大问题就是你的收购目的是不是很清楚，不能是一时的冲动。要做好充分的风险评估。第二就是要尽可能的规避风险，评估后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整合方案。第三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公众的因素，收购方的形象很重要。
收购之后，在文化上沟通是很难的大事。有些企业并不认为文化是很大的事情，但事实上文化的影响是无形的、巨大的，每个公司的运作规则都不一样。
经济观察报：提起跨国并购，好像这仅仅是大企业、国企的“巨人游戏”，中小企业、民企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王巍：有啊，其实很多民企、中小企业已经走出去了，他们有的收购巴西的森林，有的买下了德国的配件厂。光去年，中国企业就买了200多家德国企业。只不过他们的故事没有那么大的戏剧性，他们收购境外资产是精打细算的过程，很容易被视为正常企业交易。他们并没有要影响市场和国家战略那样的自信心，没有动辄就要“一剑封喉”的霸气，自然也就低调得多。
陈荣祥：中小企业收购规模小，一般都是本行业的收购，风险较小。当然，要考虑行业的状况，比如汽车行业和纺织行业就有很大的区别。
从地域上讲，应该说每个国家都有并购机会，而相对来说欧洲的一些国家还是要好一些，包括意大利、英国、德国等。但是要有一个侧重。比如电子业就不要跑到欧洲去。能源口的就可以去南美洲、澳大利亚、中东等。
经济观察报：民企和中小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王巍：他们的做派相对商业，但是我们毕竟是从发展中国家到了发达国家，就好比农民进了城市，我们必须按照“城里”的规矩办事，提升公司治理，融入国际经济。
陈荣祥：一些文化融合的问题上第三方做要比自己做好得多。比如联想和IBM的例子，如果联想自己去发问卷问IBM员工，他们可能不愿意填，而我们去发可以问一些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他们会更愿意告诉我们而不一定是联想的人。中介的作用很重要。
经济观察报：欧美并购市场上是不是也有其它“潜规则”需要我们注意？
王巍：所谓潜规则是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东西，是社会文化的特殊性造就的不能通用的规则，各个国家都有，没有例外。我个人认为，我们的企业家还远远没有到需要把握潜规则的时候。我们连一些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商业规则还没有学到手，还没有做到位。我建议先做基本功为好，如所有权安排、公司治理规则、职业道德、环保意识、公司社会责任等等。我认为中国公司目前在国际上最大的障碍还是基本功的问题。
陈荣祥：潜规则是有的。比如丰田汽车在北美市场再看好，也不能拼命把通用汽车挤垮。凡事要留有余地，不要过头。
经济观察报：你们可能会同时服务于国内外客户。国外公司来中国收购和中国公司跑到国外去收购，这两个主体的行为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王巍： 我们主要的客户是本土企业，他们与境外投资人的往来正在从单向收购提升到双向收购。显然，外方收购中国企业时有足够的信心和准备，他们毕竟与我们合作了20年之久，是在把握中国大格局和操作细节后动手的，同时还能得到以吸收外资为己任的中国政府官员的热心协助。他们只要注意消除经营风险就可以了。中国企业则是对外面一头雾水，多是将过去在本土成功的江湖经验简单地复制。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收购多不过是将本土生产车间向境外延伸而已，谈不到将公司产业价值链与国际接轨。简单地比喻，洋人进来的是公司竞争力，我们出去的是厂长和车间，这个差距是巨大的。
陈荣祥：最大的差别就是国外公司在收购方面都有专业的人员，他们在做项目时的精神和文化是非常成熟的，他们团队的协作精神、协商能力要比中国强。国内出去的企业很多好像是一种很悲壮的英雄气概，缺乏一个很好的机制、团队，所以往往收购完才知道里面有不少垃圾。因此我认为中国企业内部也要有相应的部门来牵头。
我们有一个案例，国外企业来收购中国企业。在这过程中我们就从企业的营销、财务、人力资源、IT、市场等都做分析评估，发现国内这家企业大量的员工没有签劳务合同，大量员工没有交养老金。这对收购是绝对有影响的。你要接受了这些员工你就要补交上年养老金，这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所以收购方就尽可能在收购之前让被收购方处理好这些问题，签订新的劳务合同。
“主义”与“方法”
清议（经济观察研究院院长）：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进入了一个跨国并购的时代？在这之前美国方面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讲的中国利用与美国产品贸易顺差来并购美国公司，对美国经济有好处，至少比购买美国债权有好处，另外美林集团的前首席经济学家认为现在公司的海外并购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未来两年，有可能达到每年8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方面从国会一直到企业界认为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有政府过渡参与的嫌疑，这样会引起有关对反托拉斯的一个重新界定的问题。两位怎么看？
彭志强（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国企业的发展在过去实际上是地缘多元化的模式，利用在中国本身地头上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源进入各个领域，但地缘多元化模式尝试遇到瓶颈以后，未来将过渡到专业全球化的模式。
当然，这里有很多种选择，一种是自我积累滚动式发展，像海尔早些年的发展；另外一种就是像最近联想的直接跨国并购的方式，还有一种就是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先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投资以后，又进行这种跨国并购等等多种组合的模式。在这个跨国并购模式之下有很多种方式，战略联盟、资本合并，甚至是收购行为，更重要的一种是蛇吞象。但国际上很多并购是收购一些技术、一些中小型的公司或者收购一些渠道型的公司，往往不是一上来就巨额并购。
我觉得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方式手段单一，方式简单化，手笔也是比较大，不符合并购多样化、多元化通常的商业规律。
张鹰（易观国际执行副总裁）：为什么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归根到底只是战术上的分歧，没有战略上的分歧，也就是说无论美林还是高盛，还是摩根斯坦利，他们都认同全球资本合作大趋势，只是表现方式和手法有区别。
另外大家从不同视角去看，一定会得出不同的判断和分析。
清议：关于“蛇吞象”的问题，我们会想：收购资金从哪里来？现在看来不光是国内母公司提供资金，还有一部分资金来自于美国的投资银行。但是不久前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方案，禁止美国一家银行为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核电设备提供融资服务。像这种情况会不会构成中海油在资金筹措方面并购优尼科的一个障碍？如果没有后继的更有效的一种降低杠杆风险的方法，你将陷入一场财务危机。
彭志强：现在有一部分观点认为，推动中海油乃至更多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并购，是要减小我们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大量的资本投入到国外以后，降低我们的外汇储备，改变我们过去单一的只是购买美国的国债这样一个行为。
这样对美国也是有利的。因为在美国这种外汇的模式下，高额的赤字和国外的国家巨额的美元国债，已经进入到进退维谷的两难境界，大家都希望换一种游戏规则，换一种玩法。这次大家是抱着尝试的观点来做这个事情。
清议：《经济观察报》前两周有一个社论，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实际上升值的过程可能比升值的结果更重要，因为升值过程当中有一种升值的预期，而且这种预期会使得你的融资的成本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即使我们现在还没有升值，但升值的预期已经为我们去进行大规模的海外的并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还有一种说法，我们的石油价格泡沫将破灭，按照这种说法，对中海油来讲，在财务上或者股东收益上是不是值得？
彭志强：最近跨国并购至少有两类模式，一种像中海油等等这些以能源安全为重要考虑的，甚至说是要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这样一类的并购，我想这里面其实是要统筹去看的。
第二类像联想、TCL等等这一类，他们用自己的钱，用股东的钱来做跨国并购，他最关心的就是财务账，是未来能不能提升股东的价值。这是两类不同的并购，所涉及关键的因素，我觉得反差是非常大的。
张鹰：围绕并购背后折射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家战略，第二个层面是产业战略，第三个层面是某个具体企业企业战略。中海油属于国家战略，企业微观层面可能一段时间内经济账算得不是很合算。
清议：这恐怕是最核心的问题。
张鹰：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在于企业跟国家之间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经济实力就来自于企业和产业的竞争能力，如果在国家政策发展制定上不能够有效地规划和推动某些关键产业发展，国家竞争力肯定是要受损的。
除了我们看到国家战略层面之外，有没有产业战略的问题？我们讲了TCL的故事，看到了联想的事情，看到了海尔。
彭志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国际并购很多都是“速配”，其实这里面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实际上来讲外国人这些资产早就想卖了，就是找不到买家，现在有一批中国人拿着自己省吃俭用的钱来买的情况下当然欢迎，而且来的越多越好。
清议：当年李大钊和胡适之间有个争论，李大钊强调“主义”正确，胡适强调“方法”是最主要的。现在看来关于并购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它确实是经济发展、企业快速发展共同需要的东西。但是并购的方法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因素。
从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公司的案例当中，我们看到一种法经济学的呼唤，这种呼唤就是中国的公司到海外进行跨国并购，你除了要考虑经济上的策略之外，不论是国家的、产业的还是企业自身的，实际上你还要考虑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市场竞争的原则。
中国企业的发展在过去实际上是地缘多元化的模式，利用在中国本身地头上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源进入各个领域，但地缘多元化模式尝试遇到瓶颈以后，未来将过渡到专业全球化的模式。
